孙中山到过的地方 分析护法运动中的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不同

雨漫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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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1-07 | 阅读:手机版
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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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创立者,在其成长与革命生涯中,曾长期驻留于西方,耳濡目染于西方民主制度,认为“民主主义为世界自觉国民信奉之正义,议院政治为近代国家共由之正轨”,故其毕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完善的共和民主制度,“纳举国之人于法轨,以自进于文明”。当段祺瑞决定废弃临时约法、另立政治架构之时,他毅然以“护法”为号召南下广东,重新踏上革命征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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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护法运动

  以孙中山的政治地位、资历和影响,他本可以民国元老身份安享生活,但却不辞辛苦,奔走各地,孜孜于共和民主事业,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政治的进步,也确实以其显著的影响而有相当的号召力。但孙中山面对的民国政治,却是“官僚得志,武人专横,政客捣乱,民不聊生”的现实,他当时既无有力之组织,更无实力之武装,也没有提出可令广大民众为之努力奋斗的政策主张,只能周旋于实力派之间,借重他人之力,甚而其努力维护的旧国会,亦未必在政治上追随于其后,故其在政治上屡屡受挫实非意外。

  此次,孙中山南下广东领导护法,为时不到一年,实际成效有限,最后仍为地方实力派排挤,确令其对政治现实颇为失望,有言“去粤日久,有同寄寓,军权吏治,失所挟持,所以直任而不辞者,既恃公理,亦恃大多数之后援耳。艰难支撑一年之久,孑然无助,徒为亲厚所痛,仇雠所快,终至于解职以去”;并责地方实力派“所谓护法,恒与文异,始不过徒饰护法之词,未尝以一纸书为国会谋恢复……迹彼用心,只欲分中央专制之权,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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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护法运动

  不过,孙中山的责难固为事实,但以当时的民国政治现实,所谓有枪便是王,讲求实力、信奉实力、追求利益、固结团体,是中央和地方当政者无不奉从的至高准则,在这样的行为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,地方实力派更看重自身的利益似亦为当然,他们的行事方式,也无非是种种主客观环境所造成的必然产物而已。

  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,无论双方有什么样的表示,最后的结果似亦无他,只能是以破裂而告终。孙中山在广东护法时期,曾经下力扶植由陈炯明统领的援闽粤军,视其为自己可以掌握的可靠军事力量,而且也确实以援闽粤军为基础,在1920年10月驱逐桂系,重回广东。但孙、陈关系不旋踵亦由亲密而紧张,最后在1922年6月以陈炯明发动驱孙兵变而告破裂。由此观之,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护法时期的矛盾关系也是其来有自。但孙中山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,他并不为一时失败所挫而放弃斗争,他始终追求其服膺之理想与信念,故其明白声明,自己的“救国主旨,未尝或息……近虽屡遭挫败,而得百折不挠”。

  经过此次护法的挫折,孙中山“益感救亡之策,必先事吾党之扩张,故亟重订党章,以促党务之发达”。·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不仅存在,而且还十分严重。中国社会转型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难。因此而有1919年10月重新改组中华革命党,成立中国国民党之举。及至后来,他遭遇陈炯明兵变之痛,又毅然改组国民党、大力倡导国民革命,从而推动了民国历史格局的变化,也显示了他与地方实力派最终的高下之别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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